封村围墙和清退无业者皆是“黔驴技穷”

北京警方4月25日在大兴区老三余村召开现场会，试点推行城乡接合部的流动人口“倒挂”村的封闭管理模式。警方联合政府部门为这些村落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并封闭一些不常用的路口。对村内的人员和车辆实行持证出入的措施，将原本开放的自然村经过人为科学合理改造，上升为封闭式的社区管理模式。（《新京报》4月26日）
除了上述“非常”措施外，有关部门在大兴区老三余村为防控社会治安还采取了按照实有人口2.5％。，流动人口5％。的比例配备巡防队和流动人口管理员，在社区民警带领下进行村庄内部的治安防范工作；根据各村街巷胡同的分布、数量等情况，评估每个村庄监控探头的需求量，确定需要安装的点位，并统一安装。警方在镇、村分别建立监控平台，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实现村庄网上巡逻等措施。看来，一个小说《1984》描绘的“老大哥”通过“电幕”监控全民的社会，将很快在老三余村率先实现。
又据《南方日报》报道，日前深圳市公安局长李铭高调提出，要立法将无业人员清除出深圳，对3个月以上无正当职业的人，不租房子给他，请他回原籍。他认为深圳的治安要从根子上解决，就是要解决流动人口总量失控，无业人员长期在深滞留等问题。
看过这两则消息后，均有种荒唐可笑的感觉。小平同志早就预示过“改革开放”就如打开窗户后会有苍蝇、蚊子进来，但不能因有了苍蝇蚊子进来我们就不开放门户仍继续锁国自闭，这种做法跟因噎废食有什么两样？然而，我们看到的是，大兴区各村庄不光是朝着这所谓的“封闭式”在做而且并向纵深全面推广，此举若得以推广的话，是不是说开放社会出了问题，让我们又重温高城围墙锁闭的荒谬生活？
去年笔者随同京城媒体朋友前往南宁采访调查，我们是住在当地朋友的商住小区里，像这种属于中高档小区在其它城市一般都是管理严格有的甚可以说戒备森严，进出入小区都得凭证或进行身份登记，而南宁市的此类小区均系开放型管理，我们随时进入小区既没有被查看入住卡又没有被细盘身份，保安见我们入内都是一样的笑脸相迎，让我们这些异乡人都有种宾至如归的亲切感。我们询问小区的居民，居民说一是这里的民风纯朴，二来保安措施得力。我们又询问保安，他们说这得益于保安经常巡逻、各监视设备齐全和广大住户们紧密相配合。我们朋友的家住在二楼，连防盗网都没装，且入夜时阳台的门都还是打开的，尽管这样，这里也难发生失窃事件，此类小区管理规范且具人性化在全国都是少有的。而在别的省会城市类似小区里，我们入住都会被左盘问右盯梢，入内的人皆被疑似贼子来防，所谓的“安全”是有了，但做人如做贼，人的起码尊严荡然无存。
再谈到大兴的村庄建围墙村门落大锁，这样冒然阻止外来人员进入，既给当地居民带来生活不便，也阻碍了商务物流的畅通，不少的店铺和商贩生意吃紧只得关门。这种封村的做法在现代社会若真得以流行，怎么看都有种开历史倒车的感觉。封村建围墙落大锁其实是一种无奈和落后的管理模式，是一种被动和消极的管理思路，它滞留于社会形势发展，无异于有罪推定，使人的心灵变得扭曲，因此这种僵硬地做法是一种“黔驴技穷”式的管理。
而深圳警方当权者提出清理无业人员之举更是荒唐透顶，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一个良序社会公民守法是先决，但社会也要为其提供相应谋生的条件，而负责社会治安的警方必然要为所有居住的公民提供安全性的保障环境，面对城市高度发展制定相应的安保措施，而不是将所谓的“无业人员”一棒子打出老家，这种做法显现出文革“身份化”强制管理痕迹，三教九流按二十一类划分，当权者省了事，但人的尊严和人性严重被扭曲。就业难是当下难境，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且全球金融危机未得喘气，因此失业和待业并不是无业者之过错，且无业者在深居住只要不违法犯罪，选择居住权本身是公民的基本权力，理应受到法律严格保护。倘若按这位局长大人所言，在深的无业人员太庞大已经影响到深圳的治安就得清退、驱赶的话，那中国人口爆多，岂不是要把一大批人流放到国外？
今年两会期间，温总理还一再呼吁“让人民有尊严的活着”，这是政府领导的一种姿态一种期望，也是治国必重民生民权之法宝。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能简单地压制民众的生存和尊严为手法，让民众牺牲自身的权益来满足当权者的虚荣政绩，这是一种严重违背民权和法治粗暴行为。由此看来，封村围墙和清退无业者同出一辙，是一种粗暴和无奈的管理方式，实质有悖于法治和开放时代潮流。惟有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和纯朴的民风、加强安全预防机制、提高治警能力和提升执法效能，从而真正给民众宽松自由的安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