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善言谈便笔谈

我是一个农民，不是纯粹的那种，我坐在城市的办公室里打工。我总是在纸上涂抹些什么，喜欢的或不喜欢的文字排列且颠来倒去。喜欢的东西仅仅可供我精神的愉悦，不喜欢的东西才能供我以衣食住行。
我扔掉锄头奔改革开放，不应指责为思想不健康，不热爱农民的劳动行为。因为自从“六二压”将我市民的外衣脱去以后，做了赤条条农民的我就总感觉有一股寒气逼人。于是有个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总在白日里做来做去，搅挠得我寝食难安。我读，我苦读许多在学校里读不到的书，甚至进化到不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些东西。我很想找个人倾诉倾诉自己对世事的一些见解，或是对世界完全不确定的一些看法，但我从娘肚子带来的嘴皮子老实和脑子不相配合，想说的话到嘴边就向下滑溜，跑到裤筒子里都是细声细气。我真是干着急也没有办法，天生我才不善言辞表达，更不善于面对人说假话毫不脸红。我相当理解鲁迅先生举的那个例子，有人满月儿子，大家都去祝贺，几乎无一例外是好话连篇，祝贺小子升官发财，前程远大不远大你要说远大。这时若有一人说句实话：这小子终有一天也会死去，不仅主家气愤难平，在场的人都会卷入尴尬。因为假话好听，人人愿洗耳恭候。而真话是逆向行驶，很多时候会惹祸上身。我就属于这种引火烧身的品种，话一出往往不小心就语惊四座。所以我总得是小心小胆，三思而后地封上金口，绝不让玉言们随便的蹦达出去。
但是，什么积多了，也得找个出口，不然憋破了里胆，找人修复也不是件易事。荀子说：盾的张而弓矢至，林木茂而斧斤至。于是乎我想到了文字，想到了“不善言谈便笔谈。”
笔谈对我来说简直是快活无比。因为没有固定的对象，你的读者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是男是女都不必管他，是老是少都由他去吧。若再随便用个笔名，连自己都不知道谁是谁了。写起东西来，岂能不天马行空，目中无人？不说国家的高度就是世界的宽度都摸不着边了。曾经的《山西文学》主编韩石山老师没见过我时，总以为我张狂的很，心狠手辣也说不定。待到我们见面，我却一下子如姑娘般羞得无地自容，开了三天会，我小屁儿都没敢放过一个。韩老师后来写文感慨道：“写杂文的程爱鸿，也就是火夫，在聚会上显得很真诚，完全没有他文章透露出的那股刁钻和油滑”。韩石山老师和我交往，算算也有二十多年。但二十多年来仅仅见过这么一面，还是在这个由他主持的“山西文学杰出作家优秀作家颁奖会”上。我不是不尊重老师，对山西所有正派作家都心存敬意，感觉比任何官员都份量重，成色足。可是无论面见哪一个都嘴笨辞拙，说不出一句好听的话来。
看来，我还是做自己的我吧，别人怎样埋怨我，怎样对我不理解，那是别人的事，咱没必要上心，咱只要胸有诚意，怀有敬心，肝胆相照，别人总有理解的那一天。
前边提到的韩石山老师，他就不仅容忍了我的毛病，还给我以极大的鞭策与支持。在我吭哧吭哧地编起小说集《真见鬼》和散文集《垂钓真香》时，竟然不顾三伏中龙城的炎热，挥汗淋漓地为我写了洋洋序言，并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以《永远站在鸡蛋的那边》为题，对我从文的精神脚步予以肯定。我是真不知该怎样地感激他，只好说：大恩不言谢呐，韩老师您永远是我最尊崇的老师。
前些天在网上还与山西著名作家周宗奇、鲁顺民，著名评论家王春林、傅书华等有过短信交流，他们虚怀若谷的真诚相待，真让我五体投地，念念不忘。
我反感那些嘴皮子的作家，尽管他们有可能成为上级或其它，我也绝不摇尾乞怜。我牢记着美国普利策奖得主、诺贝尔奖得主欧内斯特?海明威，在瑞典斯得哥尔摩接受诺奖时说的那句话：“作家们应该把自己的思想付诸于笔端，而不是从嘴里讲出来。”他在这次演讲中还说过：“写作在其巅峰状态之时是一种孤寂的生涯。为数众多的作家组织固然可以排遣他们心中的孤寂，但它们是否真的会对作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我却一直持怀疑态度。一个在别人包围之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固然决无孤独寂寥之苦，可他们的作品往往流于平庸。”
我写作是从来处于兴奋状态的，并且在写作的过程中常常获得一种异常幸福的快感。我没有过在创作之时深感孤寂，可见，我的作品不仅会“往往流于平庸，”而且终将会在平庸中走向永恒。但即便如此，我也不后悔我所热爱并至诚的文字组合与排列，尽管有时因一个字的不妥贴也让我伤透脑筋，它还不可能在物质上给我带来任何享受，但是我的喜欢仍如初恋时热血奔涌。因为生存所必须我可以在不喜欢的工作中挣下，而惟有真理求索或精神上的不断进取，自己的一生才不至于寂寥，我也才可能笑傲人生，笑向终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