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点莫言情结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文学创作的巅峰时期。一大批如今步入古稀乃至耄耋之年的作家，是当时文坛上的中坚骁将。王蒙、蒋子龙、路遥、刘绍棠、谌容、王安忆、丛维熙、汪曾祺、李存葆等等，其作品不仅改编为电影电视剧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也深深地影响过一代人。
但有一位起步较晚的作家，父母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生在东北乡村，长在黄土地上，没读过中学，更没读过大学，出于对文学和对家乡的挚爱，执着地爬行在文学的崎岖小道上。1981年开始创作，扎实的农村生活经历和军旅生涯的洗礼，使会讲故事的他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敛，给文学爱好者奉献出了一部部脍炙人口的作品。1986年的一部中篇小说《红高粱》宛如一股火辣的夏风吹进文坛，彻底颠覆了传统小说中抗日题材写人物叙事的思维和方式，确立了他在当代高手如云的中国文坛的地位。到2012年，他步入了世界无数作家梦寐以求的最高殿堂，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喜欢莫言是在1984年开始的。那时候，我也算是个爱做梦文学青年，而他在文坛上起步还仅仅3年，是入不了专业作家之列的。读了他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枯河》《金发婴儿》《红色淤泥》之后，觉得莫言这厮怪有意思的，小说居然可以这样去写；再到后来陆续读了他的小说《罪过》《《红高粱》《欢乐》之后，就完全被他吸引和震撼了。当然，那时莫言更有分量的重磅级作品如《蛙》《生死疲劳》《丰乳肥臀》还没问世。
一段时期，到处搜寻莫言的作品和有关其作品评论的文章来读。要知道，那时书刊资料十分贫乏，更谈不上互联网。我边读边做笔记做卡片。两年下来竟做了有关他的2万余字的笔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莫言的“铁丝”了。
因此，1987年，我在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专升本”进修毕业时期，在毕业论文选题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莫言。按照系里的规定，论文选题在年里就要上报，我当时上报的论题是“试论莫言小说创作的艺术风格”。选题送上后，指导老师先是不以为然，也许当时的莫言还是文坛的一个“小字辈”欠分量吧，因为系里印发的当代文学选题范围（母题）中，大多是名家和几个如王蒙、刘兴武、陈忠实、汪曾祺等实力派中年作家，根本就没有莫言。
后来我给我的指导老师王又平先生寄去一封2000余字的长信，大胆地谈了些现在想来可能很稚嫩的看法，老师寥寥数语回了封简短的建议信，意思是如果非要选莫言立论的话，也不是不可，但一定要论据充分，观点经得住推敲，切入口不可过大等。于是我坚定了信心，把论题确定为“《红高粱》的主体意识及艺术风格探微”（副标题“兼谈福克纳对莫言创作的影响”）。值得欣慰的是，经过三个多月的酝酿、取材、提纲、初稿、定稿、提交，一篇7000余字的论文最后顺利完成并通过。
可以说，在1987届中文系毕业生中，选取当代文学中以莫言为论题完成毕业论文的独我一人。
这里还有一段不得不提的旧事。这篇论文的完成是挤出空余时间在草纸上草成的，今天八百字，明天一千字，共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写完一节，就让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字写得很好的有灵性的学生誊抄。这篇论文底稿，我一直保留至今。前不久翻出，仍感到十分亲切。
现在之所以想起说“一点莫言情结”，主要是在这完成论文后的近十年时间里，虽然也在关注着心中的偶像，但一直很少再系统读到他的全部后续作品，只是偶尔读到几篇，如“红高粱系列”。一个曾经的“文学爱好者”（现在成了“文学老年啰”）当时只是觉得莫言的小说有一股令人着迷的叙事方式和别样的情调意境，他把我仿佛带到了那个迷人而又陌生的世界，终不能罢。如中篇小说《欢乐》，一篇四五万字的作品通篇只有七段组成，颇有意识流之风，但读来不感到冗长沉闷。对于莫言，日后成不成得了中国文坛的大家，当时根本就没往这上面去想，更没想到他能获诺奖。浅陋愚钝的我只是出于一种纯个人的喜好，喜欢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
我，一个凡夫俗子一个，一介教书先生，傍不上大款，摽不上名人，更靠不了名人混饭。即便有此奢望，莫言也不会理我认我。写这些，纯粹出于一个卑微的书生对心中的偶像的痴迷和敬仰。仅此而已。
（2013年12月15日晚21：30）